可玛丽不接受，不代表其他人也应该发出拒绝。她拥有未来的记忆，其他人可没有。纵然玛丽不认同比尔·梅恩先生的批评和来信，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立场代表了这个年代最高的道德标准。
这一类人是不会接受自己的道德标准受到质疑，或者换个形容，不会接受道德其实是件有争议存在的事实。若是说《连环杀手棋局》的结局到底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的话，那《死亡天使》最终以路德“失败”为结局……
“我也觉得，”玛丽苦笑，“梅恩先生肯定又要写文章批判我啦。”
“可不止是梅恩先生，玛丽小姐。”
霍尔主编放下文稿，平静开口：“我更担心的是，有读者会出言指责。”
“指责什么？”
“在菲利普·路德眼中，药剂师比利是个代替上帝左右他人生死的人，”主编说，“而在读者眼里，路德决定不救比利，哪怕仅仅是一念之差，他也做了和比利一样的事情。”
“那么问题在于，”玛丽反问，“杀人和不救人，是一回事吗？”
玛丽明白霍尔主编的担心，她在动笔时就想到了这点。
在悬疑推理小说中，打破主角的绝对权威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。大部分的读者或许察觉不到，但是在推理小说，特别是古典推理，读者对主人公，也就是侦探本人是带有绝对信任的。
就像是福尔摩斯，就像是波洛，他们的立场无比坚定、智慧远超凡人，不论多么凶险复杂的案子，只要他们出现了，案件一定会真相大白。并且侦探在案件中往往是个局外人和侦察者，即使存在着道德争议的部分，也绝对与他本人无关。这样的形象会让读者安心，产生无条件的信任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绝对权威”。
虽然福尔摩斯和波洛也存在着一些缺点，但像是福尔摩斯的孤高、波洛的洁癖，无非都是为侦探们增加一点人性光辉，拉近角色与读者之间的距离。
像菲利普·路德这样，自身的抉择出现问题，导致人物经历有所起伏的，则是许多硬汉派推理的手法了。比如说他的原型之一，英剧《路德》中的主人公路德，不仅有暴力倾向和严重的心理问题，并且为了破案不惜玩“脏”的，可以说是一位“坏警察”形象。更不要提其他硬汉推理作者经常给主角安排的酗酒、私人感情纠葛不清楚等等设定了。
玛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，只是放在十九世纪，人们或许难以接受好人是有缺陷的这类设定罢了。有争议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“比利·格斯特犯下了杀人罪行，他既触犯了法律，又违背了道德标准，”玛丽说道，“路德没有救人，可是法律没有规定不救人就是犯法，不过他确实也违背了道德标准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，违背了法律的按照违背法律对待，违背道德标准的按照违背道德标准的对待。路德做的不对，他势必要承受谴责，如果把杀人行为直接等同于不救人的行为，那我觉得才是真的有问题。”
“你说的没错。”
霍尔主编点了点头：“但是读者未必这么想。”
玛丽失笑出声。
“反正再糟糕，也不过是被指责一句作者果然是名女性，就是目光短浅罢了，”她调侃道，“再说读者寄信也都是寄到杂志社来，大不了我不看就好。”
霍尔主编：“……”
一开始代菲利普·路德接收信件是出于保护玛丽的真实身份而做出的决定，现在看来她倒是省事不少呢。
不过就算玛丽不是女性，《海滨杂志》也愿意帮她收信。伴随着菲利普·路德的故事关注度上升，写信写到杂志社，也是变相为杂志社做宣传。既不干扰作者创作，又能提升杂志知名度，算是双赢。
但玛丽的态度倒是大方，这事就交给你们编辑了，我就不管啦。她理直气壮的模样让主编感到好笑的同时又有些无奈。
“虽说我见过的作者不少，玛丽小姐，但你真的算是心态最好的一位了，”主编说道，“不过确实，菲利普·路德的故事一打印刷成刊就争议不断，都到了第四个故事，要是能继续保持争议讨论，反倒是一件好事。”
玛丽也是这么觉得。
“而且，”她忍不住嘀咕，“我觉得除却道德争议外，《死亡天使》的故事我还是很满意的。”
“不仅是你满意，小姐。”
霍尔主编认同地点了点头：“第四篇故事了，你的作品水准一如既往的稳定。要不是你寄来第一篇稿件的时候只有十九岁，我甚至要怀疑你不是新手了。”
严格来说……确实不算吧。
虽然玛丽穿越之前的玛丽没有进行过创作，但是她的脑海中多出后世百余年的文艺创作理论，严格来说确实不完全算是新手。
“尽管路德的处境可能会引来负面反馈，可只要有心阅读的人，仍然能看出你对穷人生活的关注，”主编补充道，“特别是教习所里的情景描写。若不是现在的社会情况已经大为改变，我甚至以为你亲眼去过那些地方了。”
“我的确是没去过教习所。”
玛丽却摇了摇头：“但我刚从蒙苏煤矿回来，先生。”
主编默然。
回头再看看《连环杀手棋局》里工人的生活条件，即使玛丽已经穷尽自己的想象，搜肠刮肚回想读过看过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情况，尽自己所能地描写工人生活条件的朴素与恶劣。但再怎么想象，也不如亲眼目睹更为真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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