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，因为他是东林党，魏忠贤不问是非曲直，不管边防大事，令党羽李蕃、崔呈秀、徐大化上书连番诋毁孙承宗，孙承宗被迫罢官返乡，魏忠贤于是换上了自己的亲信高第。
努尔哈赤得知孙承宗被罢免，再率大军西渡辽河，进攻宁远，魏忠贤亲信高第贪生怕死，拥重兵于山海关，不去救援宁远。袁崇焕得知后，随即写下血书，与大将满桂，副将左辅、朱梅，参将祖大寿，守备何可纲等将士盟誓，以死守城，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。
得到的结果又是什么呢？魏忠贤令党羽弹劾袁崇焕不救援锦州，论功行赏时，只给袁崇焕增加一级官阶，气得袁崇焕辞官返乡，而魏忠贤的侄子侄孙却因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之功，加官进爵，位极人臣，可怜袁崇焕，论两次大战中的战功，竟然没有魏忠贤的侄孙，年仅一岁，还不会走路的魏鹏翼大！
说完辽东，说东南，右副都御使福建巡抚南居益，亲率大军，苦战七个月，将荷兰殖民者赶走，收复了澎湖，此等大功也足以载入史册，结果呢？他归朝后被魏忠贤排挤，直接削职返乡！
这就是魏忠贤的对外之道，外敌，他不管，只管争权夺利，打赢了功劳全是他的，出生入死的功臣，不入阉党，全部滚蛋。
传闻二，魏公公会收税，大明朝全靠他收的税在撑着。
这个传闻，从来只有几句话，没有什么具体的数据，那么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？
万历四十六年，加征辽饷，全年税赋收入总计伍佰贰拾万零六十二两；
天启年间，税赋最高的一年为天启六年，加上辽饷，全年税赋收入总计伍佰五十八万七千四百二十两；
崇祯四年，辽饷加至一分二厘，全年税赋共计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；
崇祯十年，再加剿饷，全年税赋共计一千零八十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两；
崇祯十二年，再加练饷，全年税赋共计一千七百余万两。
加剿饷、练饷，致天下民穷财尽，而建奴、反贼未尽，这才是崇祯没钱打仗的原因，不知道怎么就传成没有魏忠贤，朝廷收不上税了！
当然，这税收不是魏忠贤的功劳，也不是东林党的功劳，而是户部的功劳，全国税赋靠一个太监，实在是奇葩言论。
要是魏忠贤这么无所不能，怎么不见他去打后金，去打倭寇，天天躲在京城，凭借天启的宠信称王称霸，算是能耐？
还有一些更可笑传闻
比如，曹化淳在崇祯借不到饷银的时候说魏忠贤好话，说什么“若魏公公在，当不至于此。”
这真是千古奇冤啊，曹化淳崇祯十二年二月就告老返乡了，崇祯十七年他怎么跑回皇宫跟崇祯皇帝说这话？
又比如，李自成快打进来的时候，崇祯后悔了，给魏忠贤重修坟墓，这也不知道那本小说上写出来的，反正任何史书上都没有记载。
那会儿李自成都要攻破京城了，崇祯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，他会闲的蛋疼，出钱去给魏忠贤修墓？
只能说，捏造这个的人，脑洞够大。
有一个传闻，那就是天启对魏忠贤得评价，这个倒有可能是真的。
因为他一直信任魏忠贤，把魏忠贤当亲信，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他处理，说魏忠贤“恪谨忠贞，可计大事。”倒也一点都不奇怪。
就算天启要死的时候，醒悟了，不信任魏忠贤了，他敢说别的吗？
那时候，整个皇宫，全是魏忠贤的爪牙，他敢对崇祯说：“老弟啊，哥是给魏忠贤害死的，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。”
他敢这样说，那不是害崇祯吗。
如果他这样说，估计史书会这样记载：天启崩，其弟信王朱由检忧伤过度，哭晕榻前，不治身亡！
总的来说，天启用魏忠贤收拾东林党，这个，没错，反正魏忠贤就是个痞子，不讲道理，不要脸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都说不清，进士遇到痞子，那更没办法讲道理，魏忠贤收拾东林党，那是妥妥的。
但是，用一个斗字不识的痞子去治国，那就，只能，呵呵了。
当然，明朝究竟亡于谁手，这个不能妄下定论。
有天灾的原因，也有人祸的原因；
有党争的原因，也有贪腐的原因；
有土地兼并的原因，也有群臣无能的原因，等等等等。
如果硬要归结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，那就有失偏颇了。
这个锅，崇祯表示不背，他至少是千古少有的勤勉皇帝，从不沉迷女色，也不贪图享乐。
这个锅，东林党表示背不起，因为他们并没有祸乱朝纲，党争也不是他们一党挑起的。
这个锅，魏忠贤其实也背不起，他只是祸乱朝纲而已，至少他死的时候，明朝还没有亡。
应该说，魏忠贤只是奏响了明末乱世的序曲，因为他乱搞一通之后，党争就完全变质了。
当初东林党和浙党、楚党、齐党党争的时候，至少表面上大家还是比谁更正直，比谁更能干，比谁更为国为民。
到了魏忠贤这里，党争就变成了比谁更不择手段，比谁更不要脸了！
当朝廷大臣都开始比谁更不择手段，比谁更不要脸的时候，世道不乱，那就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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